115.08.25【施照子生平介紹-轉自FB網站『她軌跡』】

【施照子生平介紹-轉自FB網站『她軌跡』】

1945年，日本戰敗，在臺日人陸續被遣返回國。
對35歲的清水照子來說，這原本是一條回家的路。
丈夫施乾前一年因腦溢血驟逝，4個孩子都還小，最年長的才9歲，最小的兒子只有3歲。海的另一邊，京都還有她的父母與姊妹；留在台灣，她得面對戰後的混亂、飛漲的物價，以及愛愛寮裡近200名等著她張羅三餐的院民。
她確實想過回去。
可是那些住在愛愛寮的人拉著她、求她別走。施乾不在了，照子若再離開，這座收容所很可能撐不下去，院民也只能重新流落街頭。
最後，她沒有登上回日本的船。
1947年，她向臺北市政府申請取得國籍，將「清水照子」改名為「施照子」。從那一天起，她留下來的理由已不只是婚姻。
她要替過世的丈夫，守住一群沒有地方可去的人。
這一守，超過半個世紀。
施照子後來被稱為「台灣乞丐之母」。然而她從來不是天生就能吃苦，也不是一來到萬華，便毫無畏懼地走進病人與乞丐之中。
她曾經害怕，也曾經後悔。
1910年，清水照子出生於京都下京區一個經營紙張批發的富裕家庭，是家中長女。她從小有人照料，讀完京都第二高等女校後，繼續在家學習茶道、花道，父親原本打算替她招贅，讓她留在京都承接家業。
按照原本安排好的人生，她大概會嫁進一個門當戶對的家庭，安穩度過一生。
偏偏她讀到了施乾的故事。
施乾原本在台灣總督府任職，因工作接觸到艋舺一帶的乞丐。他看見有人一家三代靠行乞維生，也看見疾病、毒癮與貧窮如何把人困在街頭，最後辭去工作，拿出積蓄並向親友募款，創辦專門收容乞丐的「愛愛寮」。
他替剛進來的人洗澡、理髮、除蝨，帶病人就醫，也教院民識字、種菜和學手藝，希望他們有一天能靠自己的雙手生活。
照子透過共同友人認識施乾，兩人開始通訊。她被這個台灣男人正在做的事打動，決定嫁給他，成為愛愛寮的一分子。
清水家強烈反對。
施乾不是日本人，還是帶著兩個女兒的鰥夫；他沒有顯赫財產，全部心力都放在一群社會最不願靠近的人身上。照子若嫁給他，等於放棄京都原有的生活，前往一個語言不通、從未去過的地方。
她還是結了婚。
1934年，24歲的清水照子在京都與施乾完婚。夫妻從神戶港啟程前往臺灣時，清水家沒有一名親人前來送行。
她以為自己將走進一個充滿理想、像學校一樣整齊的收容所。到了萬華才發現，愛心真正落到生活裡，遠比報導上寫的艱難。
剛被收容的人，有的全身髒汙、爬滿蝨子，有的帶著潰爛的傷口，也有人因毒癮發作而失控。她得替人清潔身體、處理傷口、煮飯、照顧生活，還要面對自己聽不懂的臺語。
來臺不久，她又感染痢疾，連日血便，身體幾乎撐不住。
最難熬時，照子曾一個人沿著鐵軌走很久。她想著，只要搭上火車、到了港口，也許就能回京都。可是她的家已經隔著一片海，身邊沒有父母，也沒有姊妹，只能找個沒有人看見的地方哭完，再回愛愛寮繼續做事。
這段經歷很重要。
因為它讓人看見，施照子的堅持並不是毫不費力。她也厭惡過髒亂，也受不了蝨子往身上跳，更曾懷疑自己為什麼要離開京都，來過這種日子。
她只是每次想走，最後又回來了。
婚後，照子一邊協助丈夫經營愛愛寮，一邊照顧施乾與前妻留下的兩個女兒，後來又陸續生下3個女兒和1個兒子。她得在母親、繼母、妻子與照顧者之間不停切換，真正屬於自己的時間少得可憐。
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，物資愈來愈難取得，捐款也逐漸減少。愛愛寮裡的人卻不能少吃一餐，施乾為了張羅院民生活四處奔走，最後在1944年因腦溢血驟然離世。
留下來的，是一名35歲、語言仍不流利的日本寡婦，6個需要照顧的孩子，以及近200名沒有家庭可以接手的院民。
真正困難的日子，這時才開始。
戰後物價飛漲，院裡常常連下一餐在哪裡都不知道。最拮据的時候，能吃到的只是豆籤或一鍋稀薄的地瓜粥，配上一點鹽。照子甚至不得不將自己的4個孩子暫時送到新店請人照顧，自己留在愛愛寮，想辦法餵飽近200個人。
一個母親把孩子送走，留下照顧一群陌生人，並不代表她比較不愛自己的孩子。
是當時的她，已經沒有一個能同時保全所有人的辦法。
她只能先救眼前最可能斷糧、最可能流落街頭的人，再盼著有一天把孩子接回身邊。
1946年，臺灣通貨膨脹加劇，愛愛寮經營陷入危機。照子與地方人士在龍山寺召開會議，向外界尋求援助。她沒有丈夫的人脈，也不擅長說流利的華語，只能一遍又一遍說明：這裡還有許多人需要吃飯，需要藥，也需要一個晚上能躺下來的地方。
她也明白，光靠捐款不可能永遠支撐下去。
照子延續愛愛寮原有的做法，教院民識字、務農與製作手工藝品，讓仍有工作能力的人參與勞動。院民也曾協助臺北市衛生大隊清掃街道，用自己的收入維持生活，不必再回街頭伸手討錢。
這是施照子照顧人的方式。
她沒有只給一碗飯，再讓人永遠困在受助者的位置。只要身體還做得到，她就讓院民學會一項工作，重新找回養活自己的能力。
後來，愛愛寮獲得教會與美援物資協助，經營才逐漸穩定。照子也接觸基督信仰，每天讀經、禱告，帶著院民早禱。她的華語始終帶著濃濃的京都口音，但她在愛愛院裡待得夠久，久到不需要說太多，大家也知道她又來巡房了。
隨著台灣社會改變，街頭靠行乞維生的人漸漸減少，愛愛院收容的物件也從乞丐，慢慢轉為孤苦無依的老人、婦女與孩子。
照子沒有把丈夫留下的志業固定在「收容乞丐」四個字裡。她看見這個社會哪一群人失去依靠，便讓愛愛院往那個方向調整。
木造房舍一棟棟改建，後來有了樓房，也增加老人安養服務。1991年，愛愛院開始兼辦自費安養，成為臺北市第一家民間安養機構。那時施乾已經離開將近半個世紀，當年那位連臺語都聽不懂的京都新娘，已成為萬華許多長輩最熟悉的施院長。
年紀大了，她的眼睛與耳朵都不好，走路也得拄著柺杖，仍習慣一間一間檢視院民的狀況。誰身體不舒服、誰最近胃口差，她總要親自問過才放心。
她很少出席領獎，也不喜歡接受採訪。有人想替她寫故事，她只覺得自己幾十年來，每天過的都是差不多的日子，實在沒什麼特別。
確實沒有太多戲劇性的場面。
每天醒來，先看院裡的人有沒有飯吃；有人病了，想辦法送醫；經費不夠，再去籌；房舍舊了，再想辦法修。隔天醒來，又是同樣的事。
可是照顧最難的地方，從來不只在某一次感人的選擇。
是同一件事做了十年、二十年、五十年，身邊的人換了一批又一批，自己也從年輕女子走成拄著柺杖的阿嬤，仍然沒有把門關上。
晚年時，有人問施照子，究竟靠什麼力量，才能照顧貧病者將近一甲子。
她只回答了兩個字：
「愛情。」
那份愛一開始屬於施乾。
她因為認同一個男人的理想，離開京都來到台灣；丈夫只陪了她十年便驟然離世，她卻繼續替他守了五十多年。
走到後來，那份愛早已超過一場婚姻。
它變成院民碗裡的一餐飯、病床旁的一次探望，也變成一棟始終願意接住孤苦長輩的房子。
2001年11月，施照子終於把愛愛院院長的工作交給麼兒施武靖。僅僅一個月後，12月9日，她在臺北走完91歲的人生。
她從日本帶來臺灣時，名字叫清水照子。
戰後，她選擇留下，成為施照子。
真正改變的並不只有證件上的姓名。她原本為了一個人來到萬華，後來卻把自己大半輩子的時間，留給一群與她沒有血緣的人。
京都曾經是她回不去的故鄉。
愛愛院則成了她一生沒有離開的家。
而對那些曾在貧病中被她接住的人來說，施照子留下的那扇門，也讓他們第一次知道：
原來自己並沒有被這個世界完全丟下。